作为生活在底层的教师，杨瑞清比谁都知道底层需要什么。那里既不需要民粹，也不需要愤青；需要的是同道者、贴心人、把农民当人看的人。

　　《走在行知路上》一直摆放在我案头的醒目处。从拿到这本书的那天起，我也就认识了作者杨瑞清。但面对这样一位扎根基层、多年实践陶行知乡村教育思想的教育者，我认为真正读懂他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我们要格外看重每一个人，要格外看重每一个人的生命价值，要发现每一个人的生命意义

　　一个人的精神背景与他的价值取向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我们不禁要问：青年杨瑞清燃烧的激情里到底有多少理想主义色彩？
感恩之情与现实境遇融合往往会产生一股激情。当年，杨瑞清所在的乡只有两个人考上了中专，他就是其中之一。对于从山村里走出来的人来说，难免会有一种自豪感。如何安放这种自豪感也就成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作为晓庄师范的毕业生，杨瑞清的精神世界显然受了母校文化的影响，内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及陶行知。
哈佛大学历史系名誉教授费正清在其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乡村建设运动》中有这样一段论述：“在20年代初期，陶行知就深信：不仅学校范围的教育不能普及到中国民众，而且西方的教育方式也基本上不适于解决中国的乡村问题……未来的教师作为积极行动者，活跃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改造伦理，改进农业和组织地方治安……和晏阳初不同，陶行知是不会脸红的乡土主义者：西方既不是中国改革灵感的可靠源泉，也并不特别吸引人。”陶行知的认识无疑具有进步意义，他追求的教育是旨在实践一种社会理想的教育。

　　这样一个特殊的人走进杨瑞清的精神世界是自然而然的。对一个出生于农村的青年来说，陶行知的思想激起的不只是职业理想，还有一种上升到伦理层次的精神需求。可以说，陶行知的理想主义构成了杨瑞清的整个精神支柱，也是他寻求精神安慰的一剂良药。有人说，所谓智慧，就是善于选择。杨瑞清的选择就是一种智慧。对城市的陌生，对乡村的亲近，反映的是一种基于族群文化的认同，因为选择农村实际上是顺应了人的自然主义价值观，也是对自身生命的尊重。

　　对城市的拒绝，显示的是一种带着自尊的抗争。这里，我更愿意把乡村看作主体，而不是以城市为中心，把乡村置于边缘地位，因为出生乡村的人在精神上是很难真正接受城市的。

　　正如作者所说，我们要格外看重每一个人，要格外看重每一个人的生命价值，要发现每一个人的生命意义。当然，我们也要尊重自己的生命价值，发现自己的生命意义。杨瑞清确立了这样的生命价值。这种价值在当初也许是模糊的，甚至带有一种少不更事的冲动。但他那深切的生命体验和内心的真切需要是不能替换的，也许他还没有明确自己的具体目标，“但在‘无物之阵’的搏斗中，他们直接逼近的是自己的内心和灵魂。他们所有的要求，归结为一句话，就是说出真实的体会，并且重新回到常识，从而实现心灵的重建”（《当下中国的无产者写作》，孟繁华著）。所以说，杨瑞清的智慧带有我们民族的自身特点，是既跨越了主义，又与资本没有直接联系的真实的乡土人文。

　　扎根底层的“行知小学”在质朴中抒写着乡村的变迁、中国的变迁

　　身份问题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太重要了，什么样的身份就有着什么样的话语权。乡村小学校长是一种身份，一种并不显赫的身份，无异于三班倒的工人和终老于田垄的农民，他们等于没有自己的身份。杨瑞清不是不知道身份的重要性，他也有改变身份的机会。然而，他放弃了。

　　“会自主，才民主。教育的重大使命，就是要引导人们做生命的主人。”杨瑞清是这样看待生命本体的。会自主，该是多么美好的一种生命状态啊！当年，“陶行知的独立计划不仅得不到充分的政治支持，而且引起了国家政权的怀疑和反对，他的乡村实验终于不能获得任何当权者的有效保护。”（《剑桥中华民国史·乡村建设运动》）现在的行知小学则是另一番景象了，这其中固然少不了外在的有利因素，但归根结底是与杨瑞清的生命状态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作为生活在底层的教师，杨瑞清比谁都知道底层需要什么，那里既不需要民粹，也不需要愤青；需要的是同道者、贴心人、把农民当人看的人。杨瑞清能忍受农村的穷困，并能与农民无隔阂地交往。这些都具备了充当底层代言人的精神资源。当农民由支持他个人到支持他的教育事业，这其中的精神流变是相当微妙的。

　　“当教育变成对被教育者的生活方式、文化、环境的否定时，教育还是教育吗？农村里的人，受到的教育，是否定农村，这是怎么回事呢？”（《薛毅、刘旭：有关底层的问答》，《天涯》2005年第1期）教育结构的不合理和教育伦理的欠缺是影响基础教育发展的一大瓶颈。这些问题杨瑞清早就预料到了，他的实践对不合理的城乡教育结构提供了一套矫正的方案，应该受到更广泛的关注。

　　我不想用新闻报道的方式来说明杨瑞清所做的一切，我想的是，他的学校出去的学生有多少愿意回到自己的家乡？留在家乡的那些人，为他们的家乡又做了些什么？“行知小学”会不会“离开”乡村？……

　　但杨瑞清的教育理想让我们感到欣慰，他梦想的是“上千农家子弟健康成长的现代校园，上万社区农民终身学习的精神家园，众多城市学生尽情体验的乡村田园，无数有识之士热情共建的文化乐园”。

　　扎根底层的“行知小学”在质朴中抒写着乡村的变迁、中国的变迁。这样的文化使命虽然沉重，但其意义远远超出了教育本身，至少会让我们思考：今天，什么才是适合我们自己的发展方式？

　　杨瑞清把自己沉下去，在寂寞中担当了唤回乡村尊严、重建乡村价值的责任

　　杨瑞清说，全心成长使他在行知路上找到了人生的制高点。“成长”所包含的东西太多，对他来说，最重要是找到了一套适合自己成长的乡村法则。

　　在一所学校当20多年校长的人并不多。杨瑞清的独特就在这里，他认同了这里，认同了自己的价值，摆正了自己的位置。这样，所有对他的猜测都不攻自破，他死心塌地要做一辈子校长。他有自己的哲学——“小里可以见大，平中可以出奇。把小事做深、做精、做到极致，就是大事。”让教育回到教育本身，这是一种操守，也是一种境界。

　　他的日记中记着一长串名字：张成文﹑曹琬﹑周德藩﹑张连发﹑方永兴、徐传德……他们都是历任南京市乃至江苏省教育系统的主要领导。他们的支持，给了杨瑞清莫大的鼓舞。杨瑞清如何能赢得了上上下下的支持？靠的是他对“行知”的真爱，25年如一日的真爱。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教育的种种问题仍然困扰着我们。很多人都在抱怨教育生态的恶化，比如财政问题、教师制度问题等，但是有多少人在处理教育问题上能真正回到“人”这个根本上去？

　　教育需要关怀，人更需要关怀，我们怎样关怀？“忽略了底层人的文化，就等于忽略了底层人作为人的最根本的东西，就等于剥夺了底层人的主体位置。似乎底层人只需要一点粮食，一点生活必需品，就可以解决问题了，而尊严和价值无从谈起。”（《薛毅、刘旭：有关底层的问答》）杨瑞清把自己沉下去，把一切都给了一所乡村小学，包括自己的想象，在寂寞中担当了唤回乡村尊严、重建乡村价值的责任。具有这种文化情怀的人不就是当代的“大儒”吗？（南京师范大学　吴长青）

　　《中国教育报》2008年7月17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