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南著，中华书局2010年3月出版

　　岳南在《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一书中回顾了中研院发展过程中经历的风风雨雨，并讲述了一群矢志报国的文弱书生，从事学术研究时的坚定与执著。

　　中央研究院（简称“中研院”），于1928年在南京成立，蔡元培为第一任院长。新中国成立以后，中研院大部分改组为中国科学院等机构；台湾地区重建了中央研究院并保留原称。中央研究院曾是民国时期中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其成就令人瞩目，开创了“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局面。作为一个学术研究机构，中研院风雨飘摇之中，一群矢志报国之人，筚路蓝缕，坚韧不拔，竟能于荒芜中开出一片灿若云霞、令人瞩目的学术园地，这不能不令人赞叹。

　　在蔡元培的提议下，1927年10月，中华民国大学院成立，为实现“‘希望中国有几十个或更多的知识分子专心致志从事窄而深的学问’，假以时日，‘中国便可以在知识上得以大幅度提高，甚至可与西方学术界角逐争胜’”这一理想铺下了第一块基石。1928年，中华民国大学院改为中央研究院。在蔡元培的多方策划、苦心经营下，从1928年到1937年，中研院的规模不断壮大。不幸抗日战争爆发，中研院被迫迁移，先长沙，再昆明，最后，在号称“扬子江头第一镇”的四川南溪李庄落脚。一群疲惫不堪之人，携大量珍贵资料文物，冒纷飞炮火，千里辗转，饥寒交迫，却能矢志不移，啖苦若甘，其精神不能不令人动容。

　　1940年，蔡元培病逝港岛，中研院群龙失首。早在建院之初，在蔡元培、杨杏佛、傅斯年等人的努力下创立的评议会，握有推举院长候补人的权力。评议员会聚重庆，面对院长一职，有人推举北大校长蒋梦麟，陈寅恪则公开放言：“不远千里来重庆，只为了投胡适先生一票。”胡适行情看涨，而翁文灏、朱家骅、王世杰、任鸿隽等四只风头正劲的“海龟”也在暗中较劲。此时，一封陈布雷的内称“蒋委员长‘盼以顾孟馀为中研院院长’”的信，在这本来已经滚开的油锅里撒了一把盐。众评议员立时盛怒，强烈反对如此违反中研院选举条例之举。群情激奋之下，顾孟馀最终被撇开。虽说后来蒋介石为了取得平衡，在朱家骅的院长前面加了一个“代”字，但结果还算令众评议员满意。为了维护选举条例，敢于公开反对当时的最高领袖，这些不顾官场规则、不平则鸣的学者身上体现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决不能用“一时的书生意气”来概括的。而时至1958年，胡适归台出任中研院院长，在就职典礼上，他毫不客气地驳斥蒋介石的言词，开言便说“总统你错了”，其精神风骨足以与1940年诸学者的态度交相辉映。

　　中研院群星荟萃，虽时局动荡，环境艰苦，却依然掩不住他们耀眼的光芒。1930年，学成归国的梁思永加入到中研院史语所的队伍中来，他亲自带人赴东北调查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在进行考古发掘时，他们“光着脚趟着冰凉的积水往返于乡村驻地与遗址之间”。随后梁思永又自热河至北平，跋涉千里，沿途考察。1932年，他发表大型考古发掘报告《昂昂溪史前遗址》，为嫩江流域古代文化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从1928年到1937年，在李济、梁思永、董作宾、郭宝钧和石璋如等人的主持下，中研院史语所对殷墟共进行了15次发掘，发掘规模之大，收获之丰，世上罕见，而其影响之深远，更是不可估量。中研院迁至李庄，吃住两难，陶孟和所带领的社会科学研究所成员一度彳亍街头，梁思永的妻子甚至卖掉孩子的玩具来贴补家用，但这些困难都没有磨灭中研院那些人的坚强意志。国难当头，一群文弱书生身上体现出来的抗争精神，足以烛照世人。（王志强）